当是这桌腿之论文祥略一沉吟，随即沉声道。
果然，知我者，博川也。恭亲王笑道，知林鲲宇者，亦博川也
他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文祥道，那班书生，只怕又是辩驳不得了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彼等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洋务办理，从此少了一大阻碍。恭亲王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今日他又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真真是天下奇才
是啊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文祥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他林鲲宇竟能如此吾等不如也
也难怪恭亲王和文祥感叹，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他们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 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 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 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