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国的金融业自古有之，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末期，由商圣范蠡开始，此人绝对亦是我辈后人诚心效仿之典范，尤其是他所倡导的——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等人生信条和所作作为，尤为令人佩服。但是又不得不说的是，对于现代金融业务的发展，我们相较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确实存在一些差距。这种差距具体体现在：一是，对现代金融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先天性的缺失，例如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长达近二百多年，而我们仅仅二十多年，我们还要走较为漫长之路——这当然也是一种先天性的差距，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对此也有解决的之法，那就是可学习和借用他人较好的现代金融发展的经验和方法，重用具有现代国际方面经验的人才。当然，借用之前定然要结合当前国内的实际金融环境和现实情况才可。个人十分乐观的以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或许能够在边学边做之中，逐渐缩小与他们在金融经验和理念上的差距。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现代金融业规则制度的制定，还有各种金融工具与运用方面，以及行业监管等方面，都存在技术上的差距。根据我们这二十多年来金融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可知，我们的金融规则和金融工具的运用要么严重滞后，要么又过于超前、与国内金融环境和制度不匹配——前一情况，造成无法跟上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形势，——毕竟中国金融业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是迟早的事情，自我封闭是不可取的，——可是这种落后却使得我们，但凡触碰或参与国际金融竞争时，就会吃大亏、栽大跟头；后一情况，则造成金融业过于自由和混乱，直接为很多投机倒把份子找到浑水摸鱼的可趁之机，欲望和贪婪驱动之下，动用过高的金融杠杆和超前超额的透支未知信用，使得金融风险过快放大和膨胀，泡沫跟着出现，一旦出问题时，就一发不可收拾，各大市场出现雪崩式下跌，最后对宏观经济也造成极大负面的影响。基于此，对金融规则制度的制定，一定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量化而行，不可过快，也不能过慢。金融工具本没有好坏之分，差别仅在于所用之人和怎么用。”
“嗯，杨老所言甚是。”徐主席点头称是，略作停顿后，又随口问道，“杨老可有这国际金融经验方面的人才推荐？”
“嗯，有的。我的世纪老友万空先生，就绝对符合这样的资历和条件。而且他本人对范蠡的三条人生信条尤为的推崇，且凭他在华尔街数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与所取得的成就，还有其在哈佛大学执教期间，所从事的金融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绝对可以应付一切现代金融业务的。”
徐主席听了后大喜，连忙又道：“那还望杨老能够不遗余力地多推荐这样的人才给我们啊。”
“只要徐主席用得着的地方，我定然不辱使命啊！”杨佑宁教授说这话时，不免显得有些激动不已。
“好的，那就静候您的佳音了。”
“一定会的。回去后，我立马约见万空先生。”
“好啊！非常感谢！”徐主席看杨老教授年事已高，对其身体健康有些担忧，于是忙又用关切的语气说道，“感谢杨教授今天的分享，但您年事已高，还望您多保重身体啊！因为国家和人民都还需要您这样的老学人多为国家出力啊！”
“感谢徐主席关心，我定当不负国家有人民期望，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定当为国和人民效忠，死而后已！”
“好的，再见了，杨老！”
“好，再见，徐主席！”
在与杨老这番简短谈话结束后，徐主席办公室便立马开始着手和展开对杨老所荐之人：万空等全部情况和相关资料的调查和搜集。
当然，正如前面所交代的，这绝非对其欠缺信任所致，而是源于保护领导人的正常程序的规定安排。再说了，对于9岁之高寿的学术泰斗杨老先生的为人的了解，徐主席岂会对其所荐之人存在过多的疑虑呢？自然是不会的。杨教授一生虽然有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海外，且主要是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但是，当随着其年龄越发年长之时，越发感同身受，对祖国与家乡的眷恋之情，及出于对中华民族崛起之大义，此番感情经常泛滥于心胸之内，使其归根之情变得越发严重。于是，他后来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国内，只是又基于工作和事业上的便利考虑，他最终选择定居于香港，而后又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之工商管理学院挂职——至今担当港大工商管理学院名誉校长。定居香港后某一年，基于他在经济领域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贡献，瑞典学院后来授予了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以后，其声明更是远播。终了，得到徐主席的赏识和认同，并渐渐成为了徐主席核心智囊团的高级成员之一，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方面出谋划策、决断决策。
尽管哪怕是有如此份量之人的担保和举荐，但是对万空大师的为人和生平主要事迹，及其政治信仰与主张等的摸底了解，仍然是主席办公室调查工作的正常流程之一。
就在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正规或非正常渠道，将万空大师生平所有相关资料，包括大师的家庭背景、出生、成长、教育、工作事业经历、情感经历、人生成就、生平重大事迹、政治信仰主张，但凡或可见、或不可见的，等等，几乎全都搜集回来了，并经过加工处理后，再将其关键内容呈现在徐主席面前时，一位在现代金融世界和金融江湖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且十分了不起的华裔人士的人生故事，渐渐浮现出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