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么说，并不能完全排除他被谋杀的可能？”
“从解剖的角度确实无法证明。”小江承认。
程警司接过话头：“但我们也详细询问过任先生的家属，他们证实当天晚上死者表现很平静，并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刺激，因此说是谋杀确实难以成立。”
“但听说他当天下午会见过一个客人。”
“没错，但据家属反映他回家的时候，一切如常。”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会客的时候，他已经受到了刺激，但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靠毅力压制在内心，直到深夜引发心脏病？”
“这倒有有可能，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是他个人的问题，很难因此追究其他人的责任，你是律师，应该知道。”
“这个我理解。”安贞说。既然此路不通，她只能另辟蹊径，从一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地方入手去挖掘。“你刚才说最大的疑点在心脏，也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不太像疑点的疑点，对吗？”她转向小江问。
从小江的反应看，他显然没料到这位漂亮的女律师提问如此敏锐和犀利，稍微嗫嚅了一下才说：“可以这么说吧。”
“请具体说说看。”
“首先，我们在任先生的血液中检测到了一定浓度的酒精，但他的家人却证实他极少饮酒，虽然这个浓度还不至于致命，而且从代谢的程度来看，似乎也不是引发心脏病的主要原因，但毕竟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其次，他的胃部残留物极少，这也跟他的家人反应的情况不一样，这说明他在发病之前可能曾经呕吐过，或者当天他根本就没吃东西，但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已经无法查明。”
“如果是呕吐，像这样的症状，应该是很明显的身体不适的表现，难道他的家人，尤其是任夫人没有察觉到？”
“你有所不知，任先生是个学者，他经常将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看书和写作，而且曾经多次叮嘱家人，在他工作期间不要去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任夫人通常都是独自一人先睡的。”程警司解释说。
“难道真的是意外！”安又良老人有些疑惑地自语道。
安贞皱着眉头，边听边分析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突然问程警司：“那位客人呢，你们查过没有？”
“你是说，任先生当天下午会见的那个客人？”
“对。”
“查过了，这是个日本人，叫井上松枝，他跟任先生是很好的朋友。”
“日本人！怎么会这样？”安贞惊讶道。
“怎么样，有什么不妥吗？”程警司问。
“不，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