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共伯和闻鲁真公姬濞叫苦，问道：“鲁公任职太史，记史之事，本份职责，何难之有？”鲁真公言道：“自臣接任太史起，即查阅典籍史书，然自三皇五帝起，再至夏商，朝代变换，都城屡迁，竹简之书，早已荡然无存，仅凭口口相传，乃知史事。即吾大周之史，二百年来，竹简也朽腐烂裂，残缺不全，杂乱无章，记时岁月乱，记人生卒乱，记事本末乱，时、人、事三者，更互错互杂，牛头难对马口。”鲁真公急得抓耳挠腮，毫无办法，共伯和言道：“史为国之脉，有史可使人知本源，明血缘，凝聚为一，同心同德。无史则如断根之木，飘浮之萍，难以长衍国祚族祚。史为政之鉴，读史可使人明得失，知兴衰，励精图治，兴国兴邦，无史则如天无日月，地无道路。本代王自入镐京以来，数月之中，局势危急，百事缠身，无暇顾及记史之事，今朝政得安，即往太史府一观。”
共伯和与鲁真公至太史府中，直奔库房而去，逐屋观查，只见室室竹简乱堆乱放，毫无章法，更尘土厚积，朽腐不堪，忽数只老鼠闻人声窜去，共伯和随手拿起一卷，展开欲观，忽穿简之绳断开，竹简散落一地！共伯和连忙拾起一根竹简，先用手轻轻抚去尘土，再张口猛吹，只见虫孔满满，字迹不全，共伯和言道：“史简册册，皆为珍宝，竟如此任由尘积虫蛀，国祚族祚，何以传承——”
鲁真公也拿起一根竹简，指而言道：“竹木之物，最多百年则朽，更有穿简之绳，难存六十甲子，因者难以传也。”共伯和言道：“首应速速招集博学能文之士，一一阅查存简，自盘古开天地起，三皇五帝，夏商及周，按岁月之序，分门别类，归档而放，有朽坏者，或补、或抄，重新编简成卷。二者定存放史简之制，以六十甲子为一轮回，一甲子即重抄新简成卷，可使先祖之物，代代传承。三者应定记史修史之制，自今而起，日日旬旬月月岁岁，毫厘不爽，记史不断，传于后世子子孙孙。”鲁真公言道：“共代王所言三事，事事圣明之至，件件千秋大义，臣即遵而行之。”言毕，即欲起身。
共伯和言道：“鲁公且慢，记史之事，时序清晰，史料齐全，仅为末节小事。记史之大义，贵在秉笔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畏死，录史事本来面目，使当代执掌权柄者，知一言一行，皆列史册，善恶仁昏，千秋留名。尤为天子者，至高无上，尊贵至极，华夏自古君言即法，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天子权大无边，无人敢于监管，为所欲为，理政处事，必有误国误民，必生专横残暴！自大禹之时，即设史官，以使君王有戒，然后世君王，时有恐记史妨碍身名者，常有违之。因者，更须以记史为策，约束天子言行，尤其要者，须天子不得观史官之所记，更不得干预史官之所行，使史官非天子之史官，乃苍生万民、天地岁月之史官，成为定规，虽千世万代，皆遵之无违。今日即从本代王起，每日起居，治国理政，膳食舞乐，游玩休闲，一应事体，皆由史官如影随形，实录一言一行，一丝不苟，微末不漏，皆入史册，传之后世。各国诸候，也如此例，不得有误！”
鲁真公严遵共伯和之旨，立即选拔调集博学能文、精通史事之士，逐字逐句整理库房所存史简，共伯和于政务之余，身体力行，亲自为之，并谆谆言道：“上古三皇五帝，夏商之史，皆国之瑰宝，贵于金珠，须尽力修复缮抄，即远古史事，竹简无存，也将口传抄录，以传后世。”众人皆小心翼翼，逐字逐句一一抄录于新竹简之上。
众人严遵共伯和之旨，将库房所存史简和口传史事全部整理、修复、缮抄，然而费尽功夫，也未能将以前史事排列清楚，共伯和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言道：“前史已难理清时序，尽力而为，勿论多寡，皆传之后世。自本代王执政为始，严守时序，一日勿差，一言勿废。凡史书皆抄录三份，一份存于镐京太史府，一份存于东都洛邑，一份由本代王存于共国。各国诸侯之史，也抄录三份，一份留存本国，另两份分送镐京、洛邑，确保即有沧桑巨变，而史书不废，永传后世子孙。”
共伯和尽力保护了自盘古开天地起的史料，开创了确切记史的先例，因此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成为中国历史的最早确切纪年，从此以后，中国历史资料齐全，时间精确，没有间断，直至今天。
共伯和将夏商已有的记史制度发扬光大，建立了严格的史官实录制度，从此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形成定规，按照年月日时准确记录当朝君主言行和朝廷政务，称“起居注”或“实录”，这种记史制度，既系统记载和保存了文献史实，又对最高统治者具有监督作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了独特的重大意义。
共伯和倡导的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的记史精神，代代传承，如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崔杼杀死齐庄公之后，齐国史官太史伯直书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唯恐传于后世，怒斩太史伯。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接替记史，仍直书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斩之。三弟太史叔又接替记史，仍直书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斩之。四弟太史季又接替记史，仍直书道“崔杼弑其君”。四位兄弟史官为秉笔直书，前仆后继，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震慑了崔杼，崔杼再也不敢杀太史季，那知第五位史官南史又匆匆而至，言道：“吾闻太史氏四弟兄皆秉笔直书而死，特来读写其事，即请杀吾！”崔杼更惊得目瞪口呆，在不畏强bao的史官面前彻底败下阵来。
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君主干涉史官记录，滥杀史官，也有史官为保自身，曲笔阿时，尽管记史对监督君主行为的作用有限，尽管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残暴至极，非记史所能限制，但记史仍有一定的政治价值，极高的文献价值。
中华民族优秀的记史传统代代传承，直到清朝末年，仍有完整的《清实录》记载，各种官修史书和民间史书应有尽有，以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各个层次记载了历史真相，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传承不绝的重要原因。
历朝历代都为前代旧政权修史，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优秀历史传统，为前代修史一为保存真实史料，二为借鉴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三为新政权的责任和义务，是表现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后代新政权为前代旧政权修史，有利于真实、客观的记载基本史实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修史者与历史人物事件形成一定的距离，可以超脱历史本身，避免相关利益和观点的束缚。修史者还必须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正确修史，修出经得起历史长河考验的史书。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实事求是、民主自由深入人心，为修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011年，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修的《中国民国史》出版发行，计有三十六卷，000万字，纯粹以学术思想、学术行为修成，表现出宽阔如海的盛世胸襟。
社会各界编修相关史志也蔚然成风，行政区地方志、行业部门志、单位志、乃至于族谱、家谱，个人年表等，缤纷多彩，反映出盛世年代的风华豪迈。
却说共伯和与鲁真公在整理史料时，发现了大量的年月日记载错乱，前后衔接不准，记载同一事件的多篇史料中时间不同，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不同，令人头昏脑胀，迷惘不解。二人埋头竹简堆中，穷源竟委，深研其故，共伯和更苦思其理，对鲁真公言道：“种种纷乱错杂，其源其本，当在历法之误。历法之制，依日月星辰旋转时序而定。观日影之长短，夏至之时，日于至北，其光直极，日影至短，冬至之时，日于至南，其光斜极，日影至长。日影由长至短，再由短至长，其时即为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又三时辰。再观月相盈亏满缺，由满至缺，再由缺至满，其时即为一月，为二十九天。一年之中，计有十二月又十一日，因须设置闰月。年月日之数，乃天地造化，人力所测，常有差错，上古历法延续至今，谬误累积，至使年数月数，不合日影月相之实，因者史书记时漏洞百出。须岁岁年年，于夏至冬至之时，测日影，观天象，勘误较正，方可保历法精准无差。”
共伯和以当时最高的天文知识水平，研推历法，论断的夏至冬至标准，同现代完全一致，论断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又三个时辰，同现代科学最新研究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五点六秒，仅差十二分钟左右，论断的一月天数、闰月方法，被中国历朝历代沿用，直至今天。
鲁真公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拱手施礼，言道：“共代王学识渊博，百术皆通，为学、为文、为政、为军，项项超人，即天象历法，也察宏识远。”共伯和淡淡言道：“自幼于镐京学宫，皆有所教，本代王又时时事事，好学深究，穷极其理，方有所获。”鲁真公言道：“现正值隆冬，冬至将临，速立圭表，测日影，观天象，以正历法，后则年年测之。”
“圭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仪器，“表”为垂直于地面的竿子，长度八尺，“圭”为测竿子之影长短的工具，“圭”与“表”结合，以测太阳的方位、高度角，确定时间。成语“立竿见影”来源即此，现代汉语词汇中，将计时仪器称为“表”，也源于此。
共伯和亲自于冬至之日，观察日影，直至午时正中，见表竿之影正南正北，不东不西，言道：“此为午时正中，速测长短。”鲁真公连忙持“圭尺”测数，共伯和又亲自与鲁真公共持“圭尺”，俯身瞪目，聚精会神，测得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共伯和言道：“自今日起，三百六十五日之后，表竿之影再为一丈三尺五寸之时，即可知一年准确时长。”
鲁真公对共伯和佩服得无以言表，又连连拱手施礼，共伯和指着八尺表竿言道：“圭表测影之法，合日地运转之理，然八尺之数过短，量测日影，仍有不准，应扩至十倍，建八丈高台，其影长大，测数更准。”
鲁真公立即遵共伯和之旨，建立八丈高的天象台，于台下之北，依测影之理，铺设砖石，刻画标记，观测日影，果然比八尺表竿，更准更清。
天象台建毕，鲁真公喜不自胜，言道：“有此高台，观日月星辰，也绰绰有余。”共伯和言道：“非也！”鲁真公大吃一惊，问道：“八丈高台，共代王仍嫌其低，然实难再加其高，该如何是好？”共伯和笑道：“勿须鲁公为难，观日月星辰运转之象，可于高山之巅为之。本代王于共国之时，曾多次登临九山之巅观星台，观天地之交，观日月星辰，今即速往镐京之东，登骊山之巅，昼观日地，夜观星月，求索天象本源之理。”
共伯和与鲁真公立即率领太史府管天文历法之吏，驱车出镐京车门，一路急驰，至骊山脚下温泉处，守宫宦官见到，以为共伯和一行来避寒洗浴，忙跪拜施礼：“小臣叩见共代王，请共代王先至温泉一洗风尘。”共伯和止住道：“非也，本代王此行，乃为登骊山，测日月星辰运行，以正历法。速速带路而登。”宦官惊言道：“骊山千丈高峰，危崖陡壁，险不可登，共代王不可冒险而行。”共伯和观山而大笑道：“本代王共国万仙高山，青峰插天，不知其数，皆踩于足下，何惧此山。”鲁真公手指宦官言道：“休得多言，即速引路。”宦官连忙遵令而行。
骊山最高峰九龙顶，海拔101.9米，上建观星台、烽火台，为西周天文观测、传递军情要地。
一行人缘山而上，披荆斩棘，攀崖越岭，个个气喘嘘嘘，汗流浃背，鲁真公更累得气力皆无，共伯和言道：“鲁公世代贵脉相传，玉躯娇体，岂受过如此之苦，若有难即请歇息勿登。”鲁真公连忙摇手言道：“共代王休取笑臣，臣身为太史，早即应如此而行！”
一行人不惧艰险，登上山巅，环首俯瞰，只见大地苍苍茫茫，绵延无际，地天相接之处，隐隐约约形成一圈大圆，共伯和指而言道：“自古以来，人皆信盖天之说，天为圆庐，地为方盘，然若盖天之说为真，天圆地方，何能相接无差，盖天之说，必为谬误。”鲁真公等人细细观看，连连称是。
共伯和又言道：“尔等再细观大地，由近及远，渐成圆弧，推知大地之形，当为圆球。”鲁真公惊言道：“若大地为球，若何行千万里远，仍为平地？”共伯和言道：“地之圆球，其数不知数万里之大，故人于地上，仍觉为平，唯有登高，方能观远察真。人于地上，观日月皆为小球，因其远也，若日月之上有人，观吾之地，也当为小小圆球。”鲁真公等人听得目瞪口呆，又仔细思之，果为此理，然仍有不解，急又问道：“共代王研透天象，甚是圣明，然臣仍觉即大地真为数万里之大球，人仍将坠落太空，若何吾等安然无恙？”共伯和言道：“天地万物，皆有造化，定有未知神力相吸。此中之理，非吾等所能明之，本代王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待后人以研其理。”
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有盖天说和浑天说两大流派。西周时期流行盖天说，是中国最早的宇宙结构学说，认为天如圆盖，地如平盘，人与万物皆于平盘之上。浑天说出现于汉朝，认为宇宙如鸡蛋，大地如蛋黄，日月星辰于蛋壳之上，按一定的轨道旋转。对比两种学说，浑天说比盖天说准确，一定程度反映了宇宙的真实状况。
共伯和为制订历法，观察天象地况，对当时流行的盖天说提出质疑，得出了日、月、地皆为圆球，有一种力量将人与万物吸于地上，在当时落后的科技条件下，难能可贵。
58年后，著名科学家牛顿于公元1687年发表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万有引力和行星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科学论述。
黑夜降临，山顶寒气逼人，共伯和一行仰观天象，冬日的夜空，分外晴朗，只见繁星灿烂，密密麻麻，从天顶直到山下，数不胜数，鲁真公惊叹道：“登得高山，更知星汉灿烂，如此之多，何以区分之？”共伯和言道：“地分东南西北四向，天也应分东南西北四向，再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百禽百兽之象，巧以分区冠名，计有二十八宿：东方青龙七宿，名曰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南方朱雀七宿，名曰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西方白虎七宿，名曰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昂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北方玄武七宿，名曰斗木獬、牛金牛、女士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蝓。星之二十八宿，一一与地上九州百国相通，谓之分野。”
共伯和所言“分野”，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地理观念，将天上星相与中国地理对应起来，具体如下：
角、亢、氐：大概是现在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山西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河南新郑一带、山东兖州。
氐、房、心、尾：大概是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之间。
尾、箕：大概是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端。
斗、牛、女：大概是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东部及北部，而后来扩展到越南、南海等地，
女、虚、危：大概是今山东省及辽宁省辽河以东，及河南省东南一部分。
危、室、壁：大概是今河北保定、正定和山西大同、太原一带。
奎、娄：大概是今山东省南部和江苏西北部。
胃、昴、毕。大概是今山西北部和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一带、陕西省东部一带。
毕、觜、参。大概是今山西省大部与河北省西南地区。
井、鬼。大概是今陕西省和甘肃省一带，还包括了四川的大部分。
柳、七星、张：大概是今河南东部及南部一带。
翼、轸：大概是今湖南大部分，旁及湖北、安徽、广东、江西、贵州等。
共伯和所言的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大创造，将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与天球相交处的星象分区划分，根据形状想像成相应的动物，再配以“金、木、水、火、土、日、月”分别命名，生动形象，解决群星众多，密不可分的难题。
现代社会中，天文星座划分的国际标准于198年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公布实施，来源于欧洲古代天文观测和迷信活动。由于近现代历史中，西方国家成为强势，西方观念也因此主宰世界，影响世界，西方掌握了各行各业的国际标准制订权，皆以西方习惯而订，通行世界。
中国的二十八宿星象理论，同国际星座划分的原理一样，都将星辰分区，根据形状想像成动物而命名，区别在于国际星座标准经过现代天文仪器反复观测，划分详细。如果在国际星座标准制订时，中国居于强势地位，掌握了世界话语权，二十八宿星象理论经现代天文观察成果证实、充实，完全可以取代西方，成为通行的国际标准。
中国的二十八宿星象理论，同西方星座理论也都有宗教信仰色彩，在古代落后的科技条件下，都将星空同人间社会联系起来，形成天人感应思想。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中国的二十八宿星象理论也完全可以取代西方星座理论。
在现代社会中，或出于宗教信仰，或出于娱乐，人们将西方占星术应用于生活，如根据个人出生时间找到对应的星座，预测确定个人运势、性格。中国改革开放后，很多人也将西方占星术作为宗教信仰和娱乐，并成为一种时尚，其实，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星象理论，更符合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娱乐，更具有中国独特的韵味，已有天文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将中国的二十八宿星象同出生日期结合起来，预测个人运势、性格，如能普及，即可取代西方占星术。
古今巧合，共伯和于骊山山巅观天象之处，因为海拔高、能见度好，又处于中国版图的正中地带，陕西省天文台设立于此，装备了最先进的天文仪器，除了日常的天文观测工作外，又增加了历史天文学、银河系动力学等最新的研究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科学研究论证，中国科学院在骊山山巅设立了国家授时中心，作为中国标准时间北京时间的产生原点，安装了19台铯原子钟和4台氢原子钟，通过精确测算比对，发出精确度为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信息。
却说共伯和在骊山山巅观察天象完毕后，下得山来，温泉守宫宦官殷勤言道：“共代王为国为民，不辞劳劳，亲登山巅，观日月星辰，于力于思，古今未有。小臣恭请共代王入温泉而浴，一洗疲劳。”共伯和观华丽堂皇的温泉冬宫，言道：“如此奢华之所，实乃靡费民财。”鲁真公心中早已痒痒，欲痛洗温泉，急拉着共伯和言道：“共代王爱惜民力，戒奢崇简，臣心甚知。然冬宫自古即有，温泉更为天生之物，日夜流淌，共代王即不洗浴，冬宫仍立，宦官宫女仍须履职，泉水照涌不停。共代王入浴，不费半铢民财，不役半人之力，速速请入。”
共伯和思鲁真公言之有理，方起身入浴，宦官宫女连忙侍奉。
共伯和回至镐京，立即招集精通天文历算之士，精心计算，确立冬至、夏至的精确时间，实行闰月制度，制订新历法，布告天下，传至后世。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胜利后，宣布自191年1月1日起，采用现行公历，但中国古代历法也并存不废，习惯称为“农历”、“阴历”，两种历法并用。
新历法定毕，共伯和以新历法屈指而算，太师召公至共国的时日之数，更思其况，不知若何。
正是：朝政万事皆有安，心念恩师情又牵。
欲知召公于共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